一大早，進入編輯部，突然感覺到氣氛有幾分一樣。

　　平日里嘻嘻哈哈的記者，今天突然沉默了，都用一種憐憫的眼神看著我，我預感到，有什么事情要發生。

　　果然，電話鈴聲響起，是總編老朱打來的電話：“小于，請到我這里來一趟。”

　　當我進入總編室時，卻發現有兩個精干的年輕人正坐在朱總對面的沙發上，身體筆直，標準的軍人坐姿。一個個頭較高，一個個頭較矮，都理著小平頭，身材壯實，目光犀利，

　　“介紹一下，小于，這兩位，是渝州國安的同志，這位就是我們報社的主任于記者。”朱總介紹道。

　　高個子國安起身，客氣地說道：“于記者，我們專程過來，想請你跟我們去渝州一趟，有些情況，需要向你了解。”

　　我一臉茫然。我頭腦里高速旋轉，卻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和國安扯上了關系。

　　我用求助的目光看著朱總，朱總拿起保溫杯，回避著我的目光，倒顯得一副超脫的樣子。

　　我終于明白，早晨我同事那些目光中復雜的含義了。我硬著頭皮問道：“你們——有證件嗎？”

　　“當然有！”高個國安掏出證件亮在我面前，壓在標準照上醒目的國徽，還有封面“**安全局”的燙金小楷，都讓我確信不疑。

　　“同志，你誤會了，我是說，你們有拘傳證嗎？現在是法治社會，要帶走一個守法公民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我抑制住內心的不安，盡量說得確切些。

　　兩名國安同志對視了一眼，顯然對我這番話沒有思想準備。小個子“國安”從沙發上站起身來，笑著說道：“于記者，你誤會了！我們只是請你過去，配合我們了解一些情況，不是拘傳。”

　　“小于，放心去吧，”朱總放下保溫杯，慢悠悠地說道，“就當是報社讓你出了趟差。你愛人那里，我會跟她說的。”

　　盡管早已脫下軍裝，但我骨子里還是軍人。服從命令的意識，早已經滲入我靈魂深處。更何況，我絕對自信，從來沒做過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事情。

　　高個國安陪著我，坐電梯直接來到報業集團樓底停車場，徑直走向一輛黑色的“帕薩特”汽車。看到不是警車，我心里略略寬了一些。

　　兩個國安坐在前面正副駕駛位置，將我一個人留在后座。車子駛出地下車庫，我回頭仰望著這座高大的報社大樓，心中既戀戀不舍，又充滿忐忑：我不知道國安帶我到渝州的真實目的，前途未卜；但又有幾分期待，我讀過麥家的諜戰小說，對國安這個神秘的部門充滿好奇，這次能近距離接觸，作為充滿好奇心的記者，當然不能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。

　　車窗外，熟悉的街景漸漸消失，車子已行駛在高速公路上。過了大約四個小時，車子駛出了高速，拐進一條省道，行駛在一片茂密的竹海之中。

　　眼前的這一切，這倒符合我對國安這個神秘機關的幾分想象：崇山峻嶺之中，一座戒備森嚴的院子，周邊崗哨密布，里面，充滿了神秘的人物和傳奇的故事。

　　車子又行駛了半個多小時。右拐進一條狹窄的村道。五分鐘后，在小道盡頭，前面出現了一座灰白色小院，院門左側，掛著一塊木牌，上面寫著：渝州警備區第三干休所。

　　門口沒有森嚴的崗哨，只有一個普通的看門老大爺，聽到汽車鳴笛聲，伸出頭看了一眼車牌照，就升起欄桿，讓車子開了進去。

　　車子就停在大院中央。坐在副駕駛位置上那個高個子國安下來為我打開車門：“于記者，到了，請下車。”

　　我鉆出車門，邊活動手腳，便四面環看：這是一個凹字形的三層樓組成的院落，從太陽角度來看，整座建筑面南背北。中間是寬敞的空地，豎著籃球架、單雙杠等體育器械，場地四周，擺放著一圈正怒放的爆竹花和雞冠花。的房子是磚木結構，應該有些年頭，但維護得很好，木柱和外墻都是很干凈，沒有老建筑常有的斑駁黑漬。

　　我隨著高個子國安，上了北樓的三樓，在一間掛著“院長”牌子的辦公室門口，他輕輕敲了敲門：“局長，客人請來了。”

　　“請進！”門內傳出一個有幾分沙啞的男中音。

　　我走進門去，眼前是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者，但看上去依然精干無比。他的手頭，正擺著一本《渝州文學》，那熟悉的血紅色封面，讓我頓時有幾分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。

　　“是于記者吧？“老者起身，熱情地邀請我坐下，并親手為我倒了一杯熱水，殷勤地遞到我手上。

　　我連忙起身，雙手接過水杯。這杯熱水，也溫暖了我一路上緊張的心。我知道，我是真正意義的客人，而不是那種“客人”。

　　略作寒暄之后，對面的老者直接進入主題：“于記者，今天請你過來，是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。”李局長拍了拍手中的那份《渝州文學》，“這篇《藍天英魂》寫得非常生動，這里面的很多細節，都是于記者虛構的嗎？”

　　我搖了搖頭：“《藍天英魂》是一部非虛構作品，他所涉及的所有內容，都有足夠的史料支撐。我所做的，只是將歷史的碎影，通過合理想象，修補復原。”我回答道。

　　李局長笑了笑，接著問道：“這些史料，于記者是從哪里得到的？是公開出版物還是開放檔案館？”盡管李局長語氣平和，但字字句句都打在我軟肋上，我無法回答，額頭微微滲出一圈冷汗。

　　李局長覺察到了我的不安，抽出幾張面巾紙，起身遞到我手上：“不要緊張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情況。”

　　我稍作遲疑，還是決定如實回答：“這是材料都是一位老者提供給我的。”

　　“老者？”李局長進一步問道，“他是哪個單位的？他怎么搞到這些資料的？”

　　我茫然地搖搖頭：“他只是我的一個讀者，看到我發表在夷陵日報上一篇抗日烈士遺骨的報道，主動聯系的我。”

　　“那你們怎么聯系呢？”李局長追問道。

　　談話進行到現在，我恍然大悟：李局長所關心的，是提供給我素材的這位神秘老者，而不是我本人。

　　“這個老者很神秘，”回想起我與老者兩次交往，我不由得啞然一笑，“他每次都是和我電話聯系，在夷陵一個茶館見面，突然出現，又突然消失，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，而且還善于易容化妝，”我掃了李局長一眼，“說真的，如果他身上不是有一股‘周伯通’般的老頑童氣質，這個老者倒像是干你們這一行的。”

　　說話間，忽然下面傳來一個老年婦女的聲音：“老林，不要鬧了，我們回家好不好？”

　　李局長聽到聲音，起身來到窗前，打開百葉窗，對我招了招手：“你說的那位老者，是他嗎？”

　　我來到窗前一看，只見一個老男人在坐在停在院落中間、帶我來的那輛帕薩特汽車車蓋上，氣咻咻的，旁邊一個老年婦女正在一旁柔聲相勸。如果這不是在國安局的院落，還以為只是一對老夫妻的拌嘴。

　　旁邊的人似乎見怪不怪，和那個老年婦女打個招呼，就匆匆而過，連個勸阻的都沒有。

　　“正是他！老先生怎么會在這里？”我失聲喊道。盡管我沒看清楚老者的面目，但他那身影劇院版民國范穿著打扮，一眼就讓我認出了他。

　　李局長關上百葉窗，問我：“于記者，你還記得與老先生見面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嗎？”